莽莽林海英雄谱——《林海雪原》创作、影响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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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的《林海雪原》,自1957年出版后,就因其颇具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奇性色彩和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审美品格而成为“革命通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在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创下销售50万册的业绩 。1962年和1964年,它又连续再版。正因为《林海雪原》的影响力在广大读者中持续不断的升温,1958年上海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并于1964年进京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沙家浜》等被首次称作“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从此,《林海雪原》被纳入革命英雄传奇的艺术谱系”。[1]自199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红色经典”的重写、改编热潮,《林海雪原》于2004年又被改编为30电视连续剧,并引起争议。无论是小说《林海雪原》,还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抑或是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其创作、改编都明显地被打上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或者说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给《林海雪原》的创作、改编以深刻的影响。

《林海雪原》是曲波以自己在东北牡丹江一带剿匪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当时蒋介石武装土匪,和我们拼命抢占东北,他们大肆屠杀我土改工作队,无恶不作”。“当时牡丹江,集中了许多土匪司令,什么座山雕、许大马棒、江左撇子……共四万多人,他们在高级特务控制下活动……。”[2]为了肃清土匪武装,牡丹江军区根据土匪武装的活动特点,成立了剿匪小分队,采取一边侦察一边打的战术,最终消灭了土匪武装。1946年冬,时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的曲波,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参加剿匪战斗,在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中与土匪武装周旋,一共打了72仗,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然而,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侦察英雄杨子荣因中匪首的无声手枪而牺牲,警卫员高波在二道河伏击战中,英勇献身。一年的剿匪生活、英雄的动人事迹为曲波创作《林海雪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深厚的生活基础。但是,在戎马偬倥的战斗生活中,曲波没有闲暇时间来表现、讴歌那段熔铸着血与火,交织着爱与恨的激情岁月。1950年曲波因伤转业到地方作党委书记,由于要“经常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他“就讲杨子荣的战斗故事。四年中讲了七、八次,越讲越精练、集中,越叫座。”[3]其实由于这种昔日战斗故事的讲述,实际上构成了《林海雪原》创作的“前文本”。在讲述昔日战斗故事的基础之上,曲波用一年的时间创作出长篇革命英雄传奇《林海雪原》(1955——1956年),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从带有“自叙性”的战斗故事的讲述到最终成为小说,作者必然要进行艺术的加工和改造,也就是说要经过一个艺术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艺术升华的进程中,时代的文化因素、创作主体的文学积淀和艺术修养都会参与文本的文学建构,从而影响其创作。《林海雪原》创作于1950年代,此一时期政治化的文化语境所要求的文学政治化、革命化审美价值的规约势必给《林海雪原》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上。1950、1960年代的革命英雄线年代革命英雄话语的基础之上,对英雄形象的内涵提出了更加明晰的规定。这种革命英雄话语的规约使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具操作性。这些规范主要体现在如何开掘英雄的品格方面。周扬指出:“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高尚品质上,他只所以能打动千百万群众,成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也就在于他所表现的那种先进阶级的道德的力量。”“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品质是不断地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英雄人物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长过程,性格上的某些缺点以及日常工作中过失或偏差和一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的缺陷加以根本的区别。”[4]在怎样写英雄人物方面。要求作家“所凸现的东西,一定是属于最充分最足尖锐地足以表现人物的社会本质的东西;”并批评那些把个人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隔离开来,离开社会生活孤立地去表现英雄的作品,指出在这样的作品中,“英雄的性格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展开。”[5]对于能否写英雄的缺点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作家为了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6]这些规范,在文学一体化的进程中,以文件的方式被贯彻执行,因而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就《林海雪原》的英雄形象而论,革命英雄话语的规约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家更多地透视、表现英雄形象的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内涵。作家在刻画少剑波的形象时,首先叙述了少剑波简短的家庭史和简单的成长史。父母早逝的少剑波,儿时就在已投身革命的姐姐——鞠县长的抚育下,接受革命启蒙教育,长大成人后,投身抗日民族战争,在革命的风雨中经受磨砺、锻造。同样,侦察英雄杨子荣是出身雇农,由于阶级压迫而投身革命,是抗日队伍的老战士。作家们在塑造这些英雄形象时,不约而同地突出英雄们出身和革命经历,显然是遵循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这一规约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强调出身和革命经历,其实也是要集中体现英雄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话语规范指令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他们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革命性进一步展现的必然逻辑起点,就此而言,英雄的革命性在承担它的本质功能角色外,为英雄叙事提供叙事的动力,这也许是革命性话语美学意义上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初步完成英雄的革命性开掘后,作家们在英雄的传奇叙事中,把更多的笔墨泼洒在英雄的革命性上。少剑波无论是面对凶残的敌人,还是暴虐的自然环境,没有丝毫的动摇、退让、妥协,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完成了党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少剑波率领36人的小分队,进入莽莽林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尤其是关心群众。他了解夹皮沟群众生活的情况后,“强烈的阶级同情感,使他们对群众的疾苦,引起了强烈的焦虑。”“他把自己的两套衬衣衬裤,脱给群众,自己穿着空身棉袄。”“我是党的最高领导者,也是党的政策的体现者,眼看群众的这般情况,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作家描绘的这一细节折射出英雄身上强烈的人民性光泽。

革命英雄话语的规范作用不仅体现在对英雄形象内涵开掘的规约上,而且还表现为对逾越规范的批判上。作家在烛照少剑波的革命性、人民性的同时,还借助他和小分队护士白茹之间的爱情纠葛,表现出英雄身上的人性因素。如在“雪乡抒怀”一章中,少剑波在雪夜萌生儿女情愫,挥毫赋诗,赞美心上人。雪夜归来,“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脸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就这一细节描写而言,它较为鲜明地显现出英雄的侠骨柔情、儿女情长,也无疑增强了少剑波的人性内蕴。“少剑波眼中的这幅‘美人冬睡图’透露的趣味,尤其是‘肉体的低下部位’(巴赫金语)——‘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在‘少帅’身上引发的不可遏止的‘思欲’显然已超出了‘精神恋爱’的范畴。”[7]对作家的这种描写,当时有评论家指出,“作者不是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加工,而是把主观的幻想和并不健康的感情趣味硬加在作品里。所以无论情调、气氛、语言和描写方法都与全书的格调相径庭。在这点上,作者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8]显而易见,批评者对作品借爱情描写以增强英雄人性内涵的表现,是以“不健康的感情趣味”加以批评的,这也充分说明了革命英雄话语对英雄形象塑造的规约作用。

尽管如此,在《林海雪原》的创作中,传统英雄传奇话语并没有彻底被革命话语所遮蔽,而且也正是传统英雄传奇话语影响创作、参与创作,不仅使得《林海雪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且成为小说畅销的重要决定因素。曲波曾言,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词一样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9]正是传统英雄传奇艺术因素给予作家如此深刻的影响,使《林海雪原》的文本表现出通俗性、传奇性特色,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就传统英雄传奇对《林海雪原》创作的影响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表现为汲取传统英雄传奇的艺术表现元素,在文本的结构方式、叙述模式、叙述节奏、叙述视角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传统英雄传奇小说的风采。《林海雪原》是以消灭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构成小说叙述的主要线索。在四个主要故事和与之相对应的战争方式: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的叙述之外,文本又适当地插入了捕获一撮毛、巧遇蘑菇老人,少剑波和白茹的恋爱、夹皮沟发动群众、智斗河神庙道人等,以及多种日常生活场景的叙事。这种结构方式明显地体现出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性、传奇性,以及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特征。诚如又论者指出的那样,“全书的故事也是一个波澜追逐又一个波澜,奇峰凸起,变化万端。几个主要故事中间交错着许多小故事。在‘兵分三路’准备打威虎山的时候,已经是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了,可是作者在这时候,又从容地展开了夹皮沟人民的生活场景,使故事的血肉更加丰满。”[10]此外,在情节、叙述节奏、大量“巧合”以及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等方面也都呈现出传统章回小说的艺术表现因素。“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生产了引人入胜的魅力。”[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海雪原》在叙事模式上,更是体现出对传统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继承。“关于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的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这些基本的元素。[12]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经典侠义小说,主人公所遭遇的杀父或灭门的“血债”往往是叙事的逻辑起点,他们大都带着深仇大恨踏上漫漫复仇之路,并最终以报仇雪恨的结局完成叙事,证明主人公存在的意义。在《林海雪原》剿匪故事叙事的开端,作者叙述了少剑波率领小分队急驰增援被土匪袭击的杉岚站的故事。当少剑波和小分队赶到杉岚站时,看到的是包括姐姐在内的“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的惨烈场景。此时的少剑波,“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角;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耳边“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别流泪!杀敌!报仇!”就《林海雪原》整个故事叙事而言,剿匪是党赋予的革命任务,是以革命伦理为前提的。但是,开篇的“血债”叙事,明显带有传统侠义小说主人公复仇叙事的个体伦理道德诉求。“血债”叙事不仅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侠义小说的文化氛围中,引领读者与主人公一同进入正义的复仇之旅,而且“从此以后的全部剿匪故事都可以视为这一逻辑的展现,小说中所有的主要正面人物——无论是杨子荣这样的小分队战士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成为他们最为内在的冲动,也成为了叙事的动力与方向。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林海雪原》将政治使命转述为一个道德化的中国故事。‘革命’穿上了‘传统’的外衣。”[13]这种用传统侠义小说的叙事模式表现现代的革命内容,足以显现出作者受传统小说话语影响之深刻程度。

然而,对于这种以传统的叙事方式表现现代革命内容的叙述,当时的评论家则指出:“由于作者不能很恰当地结合‘私仇’与‘公愤’——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不善于表现骨肉感情和革命感情的一致性,而在不知不觉间过分地突出了少剑波由于姊姊被杀而感到的痛苦,相对地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感情境界。”[14]很明显,批评家是站在革命话语的立场之上,以革命话语的阶级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标准审视少剑波的情感,因而对不符合这一价值标准的个人情感予以批评。

(二)表现为传统小说英雄话语给革命英雄形象塑造以深刻的影响。尽管《林海雪原》在英雄形象塑造上,革命英雄话语处于价值优先地位,但传统小说英雄话语还是挣脱其规约,参与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传统英雄传奇中,英雄人物大致可分为草莽型和儒雅智慧型两类,前者如张飞、武松、李逵等,而后者则以诸葛亮、周瑜等为代表。草莽英雄大都外表粗犷,武艺超强,性格直率、卤莽,讲义气,敢做敢为,往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智慧型英雄则表现为外形俊朗,行为举止潇洒,不以武功见长而以智慧取胜。在《林海雪原》的英雄谱中,刘勋苍等小分队战士属于前一类。在刘勋苍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生擒许大马棒等情节叙事中,作家突出表现了他的勇猛;长腿孙达得耐力超群,能日行数百里,攀山能手栾超家能够穿山越岭,飞越绝壁,所有这些无不是表征着他们的非凡技艺。在这类英雄造型中,我们不难发现《水浒传》梁山好汉的某种影子。“在侦察兵‘坦克’刘勋苍这里,可以参悟到鲁智深力撼山岳的情景;从‘长腿’孙达得身上,不由想到那个日行数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由高波联想到智勇双全的‘小李广’花荣”。[15]

少剑波作为全书的主人公,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英雄人物。虽然受革命英雄话语的影响,作家充分挖掘他身上的阶级性、革命性和人民性内涵,但是,由于传统小说英雄话语的影响,少剑波这一英雄形象也体现出传统智慧型英雄的英雄质素。对少剑波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作家主要突出他“多智”的性格侧面。少剑波是位“精悍俏爽,健美英俊”的“少帅”,虽然他只有22岁,但却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不乏文学才华。在天真稚嫩的白茹眼中,他“智慧那么多,胆魄那么大,却又那么谦虚”;杨子荣对少剑波更是佩服有加。他这是样评价自己年轻有为的首长:“就像你,二零三首长,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你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办不到……”;在全体小分队战士的眼中,“我们的二零三首长真是文武双全”;夹皮沟的老百姓简直把少剑波看作神话中的人物。如果说这是以虚写的手法表现少剑波的多智,那么,作家还在剿匪战斗中以实写的笔法表现、描绘少剑波在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智慧,以及指挥才能。例如,在消灭许大马棒的战斗中奇袭战术的运用,面对威虎山易守难攻的险峻地形,以智取的战术谋略,消灭座山雕匪部等战斗叙事,充分表现出少剑波的足智多谋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于少剑波英雄形象的主要性格内涵——多智的描绘与表现,有论者指出,“少剑波既有宋江的将帅之风,也有‘智多星’吴用的老谋深算”。[16]

针对少剑波这一英雄形象,当时报刊组织的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中,不乏尖锐的批评意见,而且也较多地是对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提出质疑。“在整部作品中,作者过分渲染了少剑波个人指挥才能,极力描写他的惊人智慧和果断坚决,描写他的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有时甚至把他的个人作用夸大到了使人不能置信的程度。”[17]“在描述战斗活动上,那些带有很大偶然性的情节,最后都是由于少剑波的神机妙算而解决的;小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估价,比起对少剑波的颂扬来,实在太不相称了。”[18]之所以对少剑波英雄形象的“个人主义”提出批评意见,乃因为批评者预先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带有时代性审美规约的立场,即革命性、人民性的立场,并站立这一立场,检巡、透视少剑波英雄形象蕴涵,由此批评与其悖离的“个人主义”描写。这不仅体现出革命话语对逾出其话语规范的规约作用,也表现出在传统小说话语与革命英雄话语冲突、抵牾中,传统小说话语潜在的强劲影响力。同时,广大读者对作家继承传统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刻画、描绘少剑波形象的“个人英雄主义”也给予否定性的评价,认为小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显然的,另外似乎还抹上了一层封建的薄衫。”[19]在这里,封建的薄衫的意蕴明显就是对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小说因素的指认。

此外,就传统小说话语对《林海雪原》的影响而言,有论者还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神/魔对立的叙事模式对《林海雪原》的影响,尤其是神魔小说将反面人物妖魔化的修辞策略对《林海雪原》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20]在此无须赘言。

总之,受时代文化氛围和作家艺术修养等因素的影响,《林海雪原》的创作在革命话语的总体框架内讲述现代革命故事时,由于作家借鉴,吸收传统小说话语的艺术资源和艺术手法而使文本叙事体现出浪漫传奇色彩,也使小说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和娱乐性色度,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观赏性,为广大读者所青睐。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1958年春由上海京剧院艺术室主任陶雄、黄正勤等几位编剧在小说《林海雪原》“消灭威虎山座山雕匪部”这一章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同年8月上海京剧院在南京中华剧院首演,9月17日在上海中华大戏院正式公演。1958年的京剧《林海雪原》共12场戏:“第一场:‘乘胜追击’;第二场:《雪地侦察》;第三场:《深山庙堂》;第四场:‘审讯’;第五场:‘开山’;第八场:《试探》;第十场:《整装待发》;第十一场:‘滑雪’;第十二场:《百鸡宴》。[21]1963年中宣部、文化部为繁荣现代京剧创作,决定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海京剧院在周信芳院长的提议下,决定选送《林海雪原》作为参演剧目参加大会,随后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主管剧组工作对《林海雪原》进行修改,在“基本保留第一稿的结构”基础之上,“只是压缩了部分反面人物的戏,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戏。”[22]1964年6月1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6月17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此剧。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戏里反面人物的戏太重,指示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23]随即“专门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塑造杨子荣的英雄形象的意见,部署对该剧的修改加工,并称:‘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实际上是自己)亲自抓,这个戏肯定会改好。’[24]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智取威虎山》位列八部“革命样板戏”之首,时隔两年,1969年作为九大的“献礼之作”,在会议期间为代表们演出。同年10月,经过多次改编并最终定型的《智取威虎山》再度在首都舞台上演。

在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10余年的改编过程中,文艺激进思潮所包孕的政治革命话语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一维的决定性支配地位。就1958年的首次改编而言,尽管政治革命话语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但还没有取得完全绝对的统摄作用。然而自1960年代开始,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左倾”文艺思潮的恶性膨胀和泛滥,特别是“”的爆发,文艺激进思潮的文艺理论成为文艺创作的唯一规范。文艺激进思潮的理论主张基本全部体现在1966年的《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或者说《纪要》是文艺激进思潮理论的集大成者。在《纪要》中文艺激进派全面第阐述了他们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纪要》一方面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声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思想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在否定、批判既往“革命文艺”的同时,《纪要》还提出了建立“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文艺,在题材上“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艺术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纪要’所表达的,是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这种思潮的‘当代形态’的特征,一是提出有关‘革命’,也有关‘文学’的更纯粹的尺度,一是选择上的政治权利的强制性。”[25]1968年,于会泳按照《纪要》的精神意旨,提出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这一原则后经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26]激进文艺思潮的这些理论主张,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都被作为文艺“律令”而得以贯彻执行。

如上说述,1958年的《智取威虎山》是在小说《林海雪原》的基础之上用戏剧的艺术形式改编而成的。尽管它基本上还能够遵循原著精神,但是,“原作中阶级斗争的主题被突出和强化,而非意识形态部分的娱乐性却进一步地削弱和压缩了”。[27]而在1969年的最后定型改编中,文艺激进思潮的律令对改编的影响则起到了支配性的决定作用。

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1958年版的某些场次的删削、增补上,例如,删除了原本中的“雪地侦察”、“深山庙堂”等场次。这样的删除乃因为这两场戏“专门渲染方面人物的迷信、凶杀”,冲淡了剧作的革命性主题。增添了“深山问苦”一场戏,是因为这样的一场戏可以充分地表现出革命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对劳苦大众的阶级爱和对敌人的阶级恨,从而进一步加固戏剧的革命性、阶级性主题内涵。另一方面,这种作用最为突出地体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对杨子荣形象的塑造,删去杨子荣身上的“匪气”,如上山时,哼唱黄色小调、与座山雕的干女儿打情骂俏等情节,而强化他身上革命英雄的英雄特质。这些英雄特质主要表现为英雄形象所具有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内涵。在增加的“深山问苦”这场戏中,借助杨子荣与猎户老常及其女儿常宝的相与,突出表现了革命英雄恨敌人、爱人民的阶级情感,这一阶级性蕴涵是英雄成长为革命英雄的逻辑起点。在第四场《定计》、第五场《打虎上山》、第六场《打进匪窟》和第八场《计送情报》等场次中,剧作全力表现了杨子荣的英雄行为和英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英雄身上承载的党性和人民性蕴涵。杨子荣接受任务是因为“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和“一心要砸碎千年铁索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而且,杨子荣无论是面对险恶的自然力量还是狡猾、凶恶的敌人,总是以“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革命豪情去克服困难,战胜顽敌,其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虽然是只身把那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尤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凶焰万丈,为人民战恶魔我壮志力强。”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中,正是由于文艺激进思潮审美理想的规约,最终导致过度地单向度开掘、表现英雄形象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党性内涵,并把这些内涵作为英雄获得非凡智慧和勇敢无畏革命精神的内在驱动力。正如当时的评论文章所言,“如果说威虎山上的智斗发挥了杨子荣的才智,那么,这种才智也绝不是《漫笔》别有用心鼓吹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匪气,而是渗透着革命无产阶级大智大勇的革命浪漫主义才智。新的改编本深刻有力地展示了杨子荣的才略和胆识,并不是靠传奇的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胸有朝阳’。正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思想……,他才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28]同时,由于剧作删除了英雄作为个体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人性蕴涵,所以杨子荣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也就成为了一个 “高大全”式纯色英雄。

为了突出全剧的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形象,剧作在舞台艺术表现上也严格遵循“三突出”的艺术原则,不仅让其他英雄人物作陪衬,而且更是用反面人物作陪衬以突出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在1969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为何要改变小说原作人物关系。在文章中指出,“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舞台上,反面人物永远是正面人物的陪衬”,在气势上,后者一定要压倒前者,艺术“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29]这一重要原则在为数不多的敌我冲突场景中被贯彻、执行,最为典型的是杨子荣打进匪窟接受审查的场景。最早的舞台场景是匪首座山雕的座位占据舞台的中央,杨子荣“弯躬屈膝,侧立一旁”,而座山雕则“居高临下,气势逼人”。[30]对这一不利于表现革命英雄的戏剧情景设置,剧组对之进行了修改,把座山雕的座位从舞台中心移到侧边。杨子荣手握“联络图”,站立舞台中央,充分地表现着他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豪情和智慧,而座山雕和“八大金刚”则围着他团团打转。这一舞台情景的修改,足以说明“三突出”原则对改编的影响。

此外,剧作还增添、塑造了李勇奇这一成长中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李勇奇不是主要英雄人物,尽管有概念化的不足,但在他身上也体现出阶级性的革命内涵。在《夹皮沟遭劫》一场中,李勇奇一家悲惨遭遇——土匪残暴地摔死自己的孩子,座山雕枪杀妻子,激起了他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阶级反抗性。阶级仇恨使李勇奇很快认同了中国并接受了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之上,剧作进一步展示了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英雄的过程。就这一形象的意义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承担着诠释文艺激进思潮理论主张的艺术功能。

在“文革”期间,“《智取威虎山》剧组在全国各地上演时场场爆满,大礼堂、剧场和露天演出场可以说是人满为患,盛况空前。杨子荣‘打马上山’的唱段,在广大青年观众中,被竟相传唱、戏仿,红极一时。”[3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剧在广大群众中的接受度。这种在广大受众中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固然有“文革”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其他文艺题材大幅度萎缩因素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值得加以考量的因素,那就是《智取威虎山》本身在对传统京剧艺术表演上的创新和超越。

京剧是中国古代诸多戏曲形式中的一枝奇葩,也被称为“国粹”。在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京剧在表演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形式——程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唱、念、做、打”的功夫。广而言之,京剧的程式化表现在舞台艺术的诸方面,撮其要,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以手、眼、身、法、步为内容的舞台舞蹈动作程式;以牌体、板腔体的唱腔音乐和以京胡、二胡、锣鼓配器音乐为主体的舞台音乐语汇程式;以“一桌一椅”和简单道具为基本空间结构的虚拟化的舞台美术程式。京剧就是综合利用这些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塑造形象,刻画性格,取得艺术效果。

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正是在继承传统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给传统表演程式注入新的艺术元素,由此给现代观众以新的艺术享受。表演程式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舞蹈动作的创新上。《智取威虎山》成功地继承传统京剧的虚拟化艺术理念,又突破其舞蹈动作程式的简单化倾向,并融入新的艺术表演因素,因而表现出超越性的特征。这种创新最典型地体现在第五场《打虎上山》杨子荣所表演的那段“马舞”中。杨子荣“时而蹬腿横搓补步‘下山坡’,时而抬腿大搓步‘上高岭’,时而腾空拧叉‘越山涧’,时而跨腿搓步‘穿密林’……。”[32] 就这段“马舞”的动作而言,它在传统京剧趟马程式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芭蕾舞的舞蹈语汇和民族舞中的骑马动作,使整段舞蹈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杨子荣英雄气概。这样的编排不仅保有传统京剧的鲜明特色,又极大地拓展了京剧的舞蹈动作语言。其次,在音乐语汇的创新上,一方面,剧作首次采用中西乐器混合编配伴奏的音乐演奏形式。一方面保持以传统京剧的“三大件”——京胡、二胡和月琴为主配器,同时又吸收西洋乐器的管乐乐乐器,如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等,这样以来,在保有传统京剧音乐韵味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音乐表现力。在,《打虎上山》中,多种乐器的混合使用,不仅起到了伴唱的功能,而且也逼真地描绘出了莽莽林海中狂风暴雪肆虐的艺术氛围,以及雄伟壮观、银装素裹、雪原无垠的一派北国风光。这也为揭示杨子荣英雄形象的精神世界起到了艺术烘托作用。另一方面,在唱腔音乐上,剧作突破了传统京剧的曲牌和板腔两大唱腔系统的规范,创造了一些新的板腔,如“第散场常宝的娃娃调反二黄〖娃娃调反二黄〗及一系列板式、杨子荣唱段中间的新〖反西皮〗,第五场杨子荣紧拉慢唱的〖二黄导板〗,第七场的对唱〖二黄二六〗和李勇奇唱段中的〖二黄垛板〗……。”[33]这样的唱腔创新对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第三,在舞台美术语汇方面。在戏剧舞台上,舞台美术凭借着布景、道具、服装、灯光和音响等戏剧元素为戏剧人物建构一个活动的艺术空间,并对人物形象塑造以烘托作用。在传统京剧舞台上,道具大都比较简单,布景也很少被使用。《智取威虎山》突破了传统京剧这方面的局限,吸收话剧的写实手法,用拟实性的布景和丰富的道具来营造一种逼真的艺术氛围,更好地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如一开场,在幻灯布景勾勒出的连绵起伏、皑皑白雪的山林背景映衬下,用布景勾画出几棵枝干高拔、高耸入云的大树。这样的艺术空间建构,给人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中,除了注意布景、灯光的艺术效果外,还逼真地模仿虎啸、马嘶、风声等。在剧中人物服装的色调选择上,正面人物采用暖色调,而反面人物则用冷色调。这样的处理给观众区分人物以泾渭分明的界线。此外,在化装、灯光的运用上,也十分注意对形象塑造的作用和效果。总之,丰富的舞美语汇的应用,不仅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收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而且也带给现代观众以强烈的视听享受和艺术震撼。

被称为“红色经典”的1950、1960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在1990年代,普遍面临着被重写和改编的历史命运。首先是1990年代初,以歌曲《红太阳》为代表的革命歌曲被重新配器和演唱,其次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热播荧屏,由此形成了一股“红色经典”重写、改编热潮,并在世纪至交达到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红色历史的再书写,其自身,便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多种社会力量彼此冲突与共谋的场域。”[34]

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宏伟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快车道。一方面,“‘以经济为中心’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象征,重新确立了90年代中国文化利益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秩序、经济动机的新的关系组合,不仅带来了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权力实践方式的全新意识,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产生出对‘政治/道德一体化’文化模式的价值颠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加速,既造成了充满生动感性诱惑的巨大物质前景,又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物质享受/消费冲动。”因此,经济活动与满足大众物质占有和享受/消费的内在关联,不仅赋予经济利益功利追求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也在文化格局中给代表大众意志的大众文化以一定的地位。“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实践的直接成果,便是在文化层面上形成一种相对平静的意识形态关系,大众文化利益的满足,大众日常生活的价值纬度成为一种新的平衡制约力量,开始介入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35]正是社会的转型最终建构出19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

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文艺生产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艺生产过程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意旨,起主导制约作用的国家调控系统开始弱化,艺术自律系统的影响力日渐强劲。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商品属性不仅被重新确认,而且也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因此,商品价值交换规律的主导地位就为市场调节系统在艺术生产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制约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上述三种调控系统,由于受历史、现实、社会、文化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共同建构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给艺术生产以一定的影响。

在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中,虽然,国家调控系统,比之1950年代对小说《林海雪原》创作的影响,其影响力有所弱化。但是,在保证改编不偏离“红色经典”固有的革命性、政治性方向上,它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种决定性作用,使电视剧《林海雪原》主题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英雄人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内涵得到充分的保证,因而,也使《林海雪原》等的改编不至于走向被“戏说”的境地。但是,由于艺术自律系统和市场调节系统的作用不仅使《林海雪原》的改编在诸多方面突破了原著的限阈,并由此引起了争议。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中,艺术自律系统的作用,首先体现为电视剧的叙事比之小说,冲突更集中、情节发展更流畅的特征。“《林海雪原》的改编是电视剧编导们打碎、散化原作文字媒介的故事形态,通过电子媒介呈现方式重新组合、铸造故事的过程。”[36]电子媒介叙事,没有文字媒介叙事那样的随意性和灵活性,故事叙事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必须要相对集中。而且媒介的变化势必影响接受者接受方式的变化。为满足电视观众的审美趣味,电视剧需要更加曲折、紧张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因此,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必须遵循电视以影像叙事为主要手段的艺术自律性原则。电视剧《林海雪原》在保留原著的情节线索基础之上 ,突破了原著故事叙事单线索的线性叙述模式,并根据电视叙事的特点,添加了一些情节因素。“与原作相比,电视剧明显借鉴了样板戏、电影的改编经验,以大众熟悉的智取威虎山情节作为叙事核心,并由此联结其他各大战役的故事,打乱时间顺序、人物活动地点等,将其重新纳入电视剧的主体叙事构架中,使叙事冲突更为集中、情节发展更流畅。”[37] 例如,在联络图的处理上,进一步放大这一情节纽带的叙事功能,把联络图设计为子、母两份图,只有当双图合一时,才能真正搞清牡丹江地区的地下先遣军的分布情况。此外,在原著中,除了描写残匪靠烧杀掳掠获取极少的生活资源外,几乎没有涉及他经济来源,这可以说是一大空白。而电视剧则增添了土匪的经济命脉——大烟土争夺这一情节叙事,也正是这一情节线索,不仅把诸多土匪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也把土匪与民主联军之间的冲突聚合起来,这样的叙事,一方面丰富了剧情,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叙事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使电视剧的情节结构超越了原著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而体现出艺术结构的复杂性特征。

其次艺术自律系统的作用还表现为,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更加自觉地尊重艺术规律,注重英雄形象人性内涵的开掘与表现。文学是人学,这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无论是何种文艺体式无不把塑造形象作为艺术审美的最高目标,无不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去承载作家的审美理想,实现文艺审美教育的艺术目标。然而,在1950、1960年代的文学政治化语境中,体载主流意识形态意旨的国家调控系统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并起着主导的规约作用,而艺术自律系统的作用则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由于国家调控系统何艺术自律系统的不平衡关系,《林海雪原》原著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大都因突出强调革命性、阶级性内涵而造成英雄人性因素不同程度的流失,因而英雄形象也就表现出高度“纯净化”的色彩。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中,艺术自律系统的独立地位和主导作用不仅加重了少剑波、杨子荣等英雄形象身上的人性因素,尤其是在杨子荣身上增添了的“匪气”:平时吊儿郎当;爱喝上两口小酒;爱唱酸曲和不三不四的小调。比之原著,杨子荣形象更多地表现出平凡化、生活化气息。而且,在人物的设置上,因为增加了槐花和“老北风”两个新人物,而使剧情在剿匪这一主要情节线索之外,又多出了一条情感线索。就这条线索的叙事功能来说,一方面,“老北风和槐花的出现,挽联起小分队和土匪间的较量,更联结着主人公的情感纠葛,这些新叙事元素的的添加丰富了长篇电视剧的情节线索,是长篇电视剧情节点要求较多、局部/片段戏剧冲突丰富性的本体特征所内在决定的。”[38] 另一方面,杨子荣和槐花的感情线叙事,在对丰富杨子荣形象内涵上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而且在槐花这一角色在与其他角色的关系叙述中,也透射出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土地改革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心理冲突。因此就这些意义而言,新添的人物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艺术合理性。

如上所述,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过程中,虽然国家调控系统和艺术自律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归改编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市场化所建构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文艺生产的市场调节机制对改编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作为电视剧生产的投资方不得不考虑投资成本的回报率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电视剧的受众接受度——收视率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制片方需要考虑如何增加吸引观众眼球的“看点”。就该剧的看点而言,最大的看点是加入杨子荣的初恋情人槐花,并展开对这条感情线的叙事。“旧版的杨子荣是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点无疑是时尚人士难以理解和认同的,这样的人物有看点吗?为了营造出一些符合小资胃口的情调,杨子荣便有了个初恋情人槐花。然而,如果槐花成了杨子荣的太太,故事就无法精彩下去了,但剧情让槐花嫁给了土匪,杨子荣不仅与槐花发生了时髦的‘婚前性关系’,其私生子还成了座山雕的干儿子……杨子荣的爱情故事集时尚、言情、武侠套路于一身,可谓光怪陆离。[39]这一情感戏的加重,固然弥补了先期版本中杨子荣这一英雄形象人性内涵不足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丰富英雄人性意蕴的艺术功效。诚如该剧制作人言说的那样,“如果把《林海雪原》简单地看成一个‘剿匪’故事,会限制了原著的价值。当年的电影、京剧有特定的政治色彩,电视剧希望把英雄还原到生活中去,让观众重新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40]但是,这一情节叙事内容本身还是很难遮掩电视剧制作方以“小红吹箫我低音”的姿态迎合时下消费文化审美趣味的商业化动机,表现出市场调节机制对改编的影响。

市场调节系统对《林海雪原》改编的影响,还表现在演员选择上所采取的明星制和新人选择标准。引入明星制和倚重影视新人,是市场化条件下电影、电视剧制作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获取巨大的市场份额,实现投资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无论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体制,还是国内“贺岁片”以及一些电视剧制作、发行的成功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林海雪原》的演员选择来说,主要人物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是美国百老汇最为著名的华人演员,连续6年出演经典剧目《西贡小姐》,成为百老汇有史以来连续出演时间最长的演员。”[41]不可否认,王洛勇是演技派明星演员,但是,放弃国内不少带有硬汉气质的一线实力派演员,而选择被观众认作“样味”十足的王洛勇,也许就在于制作方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因为新面孔更容易使观众产生陌生感和新奇感。同样,在剧作另一重要角色小白鸽——白茹的演员人选上,导演也放弃了一线的当红女星,而选择了“中戏”大二女生童瑶。姑且不论导演认为南方姑娘童瑶的外型最适合白茹这一角色,也不论她的演技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仅就她是一个单纯、质朴、稚嫩且初次“触电”的新人而言,也着实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按目标市场划分,《林海雪原》的目标观众应该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经过这样时尚的改编,可想而知看了几集之后电视机前还会有多少人在坚守。好在有童瑶,有了这一个意外的‘看点’,着实可以吸引许多计划外的观众”。[42]

电视剧《林海雪原》自2004年以来先后在许多地方电视台播出,它的收视率无疑可以说明其被接受的程度。《北京日报》曾报道:“正在热播中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在最近一个时期,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公众的主要视线。昨天刚刚公布的AC尼尔森调查结果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达到10%。这样的成绩在今年BTV播出的电视剧中是为数不多的。”[43]这固然是北京一个地方的收视率调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能够说明该剧被观众接受的程度。但是,该剧的改编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质疑,其中不乏对剧情的批评,“不少观众认为,电视剧《林海雪原》,让人摸不着头绪。小说里奇袭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的顺序都被打乱了套;原文中没有的一些情节又被表现得过于拖沓。[44]这种批评和质疑,显然是对偏离原著的叙事结构而发的。批评、质疑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杨子荣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一些观众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充满斗智斗勇的场面,看到心中的英雄——杨子荣在荧屏上的大气概。结果,却看到了一部媚俗的言情剧。……原著中英雄气概被儿女情长替代,敌我斗争成了个人恩怨。”[45]不可否认,这些批评和质疑的确触及到电视剧《林海雪原》改编的不足之处。它不仅证明了大众艺术欣赏水准的提高,也显现出大众对“红色经典”怀旧眷恋之情,以及对“红色经典”神圣性的守护。同时,它也给“红色经典”的改编以一定的启示: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不仅要保有这样一种改编理念——突破、超越原著因受时代因素制约而形成的历史限阈、拓展原著没有充分展开表现空间、融入时代的新元素、深化和提升原著的思想文化旨趣,而且也应注意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不要因一味地考虑市场/商业因素,过分地迎合大众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审美心理需求而丧失对原著某些精神性因素的守护。只有兼顾二者,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改编。

(1)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陈平原、山口信:《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徐亚东,男,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小说与文化研究

注:[1] 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2] 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981年第10期

[3] 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981年第10期

[4]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奋斗——1953年九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第19号,1953.10.15。

[5]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奋斗——1953年九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第19号,1953年10月15日。

[6]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8]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10]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1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2]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3]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5]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7] 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人民文学》,1958年第2期。

[18] 章仲锷:《辞藻堆不成“英雄”》,《北京日报》,1961年5月20日。

[19] 吴敏之:《农村青年评〈林海雪原〉——河北建屏乡下放干部和青年座谈的意见整理》,《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

[20] 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0页。

[21] 姚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实践及其成效初析——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中心》,《戏剧研究》,2006年第3期。

[22] 袁成亮:《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诞生记》,《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

[23] 文化部批判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露掠夺革命样板戏超过的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2月13日

[24]袁成亮:《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诞生记》,《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

[2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26] 见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

[27]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28] 泽雨:《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提高——重看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人民日报》,1966年11月9日。

[29]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1969年第12期

[30] 丁学雷:《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里程碑》,《人民日报》,1968年5月27日

[31]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32] 袁成亮:《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诞生记》,《党史博采》,2005年第10期。

[33] 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红旗》,19790年第2期

[34]陈平原、山口信:《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07页。

[35] 王德胜:《文化的嬉戏与承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36] 戴清、宋永琴:《“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叙事分析和文化审视》,《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37]戴清、宋永琴:《“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电视剧〈林海雪原〉的虚实分析和文化审视》,《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38] 戴清、宋永琴:《“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电视剧〈林海雪原〉的虚实分析和文化审视》,《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39] 朱辉:《〈林海雪原〉怎么那么别扭》,《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3月20日。

[40] 徐馨:《电视剧〈林海雪原〉引起争议》,《人民日报》,2004年3月17日。

[41] 吴中华:《〈林海雪原〉六大看点》,天津日报,2004年3月30日。

[42] 朱辉:《〈林海雪原〉怎么那么别扭》,《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3月20日。

[43] 杨展:《立足黑土地重写〈林海雪原〉》,《北京日报》,2004年4月11日。

[44] 徐馨:《电视剧〈林海雪原〉引起争议》,《人民日报》,200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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